金沙国际官网登录_平台官网-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

作者: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发布:2019-08-03

斯坦福监狱实验可能是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五十年来关于它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现在它面临了最严重的危机——medium上一篇重磅爆料认为,它根本是个谎言。

(Ghost1984  /译)1971年8月17日的早晨,帕罗奥多(Palo Alto)警方拜访了九位年轻人。在邻里瞩目之下,九人因违反刑法第211条和第459条(武装抢劫及入室盗窃),被捕,被搜查,被拷上手铐,被塞进一辆警车车厢。车队将他们带至帕罗奥多警局,在那里立案,录指纹,羁押,蒙眼。最终,他们被移交到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Prison)——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 

#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第一章 #

具体而言,文章列举了诸多证据证明,“狱卒”的崩溃是装出来的,“狱警”的惩罚措施是实验者明确指导而非自发发明的。这些事实明确与实验者事后的讲述有冲突。文章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对实验结果应该持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们表明,单靠赋予人能作恶的身份并不足以把他们变成恶人,真正有效的是有一个鼓励恶行的更高权威在告诉他们作恶是为了更大的善。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参与者。

## 人物卡 ##

-人名: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1933年3月23日-)

-身份:美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以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编写大学心理学教材而著称。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示录。-简介: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现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荣退教授、恐怖主义跨领域政策、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在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津巴多决定寻找利用心理学帮助人们的途径,于是他设立了害羞诊所,专门治疗成人和儿童的害羞。他也因此走入大众的视野

-著作:

《影响态度与改变行为》,1969

《动机的认知控制》,1969

-出处: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这一波事件缘起于今年4月,法国学者提博特·勒·特柯西安深入考察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留下的视频和音频记录后,发现了大量的细节不符合这个实验的常规表述。而因为家庭原因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本·布鲁此前已经采访了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包括津巴多本人;结合这些新的视频音频资料,并追加采访之后,他写成了这篇文章。此文给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已经有许多心理学教授表示斯坦福实验不应该继续在课堂里不加批判地讲授。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 术语卡 ##

###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

-简介: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英语:Philip Zimbardo)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其资助者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出处: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津巴多本人回应表示“这些批评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改变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

 图片 1

## 反常识卡 ##

-反常识:你对一个新认识的人的正面态度,很大程度依赖于你是否认为他与你有很多共同点。而不是他实际是不是与你有很多共同点。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示录。-印象:我们对一个刚认识的人有好感,往往认为彼此有很多共同点,如兴趣爱好,但相处后发现有很多不同相似点时才知道原来只是自己主观上感觉相似而非客观上相似。

-出处:《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p32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示录。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译文,有部分删节。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场景。这部新上映的电影源于这项极其著名却又广受误解的研究,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由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担纲,饰演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2015年7月17日上映。图片来源:SPENCER SHWETZ,SUNDANCE INSTITUTE

## 任意卡 ##

态度、认知、情感、倾向性和行为在一个有机系统里的互相关联性,具有很重要的应用意义。它意味着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信念的改变可以导致态度的变化。

态度是有情感、认知和行为构成的个人化系统对某一事物所做的评价性总结。同时记住,这个系统可以在态度、情绪、信念和行为的任何水平进行分析。

(球球、Ent/编译、Cloud You、vicko238、Eon/校)那是1971年8月16日深夜。22岁的道格拉斯·科皮(Douglas Korpi),这个又瘦又矮的伯克利毕业生,顶着一头厚重、蓬乱的浅色头发,被锁在斯坦福心理学系地下室黑暗的壁橱里。除了一件带有“8612”号码的白色薄罩衫,他什么都没穿,此刻正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图片 2道格拉斯·科皮。图片来源:菲利普·津巴多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耶稣基督啊,我里面都烧起来了!”他喊道,狂暴地踢着门,“知道不?我想出来!这里面都他妈烂透了!我没法再忍一晚上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在大概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里,这是决定性的一瞬间。不论你是在心理学入门课上学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从文化传媒中吸收到,你都可能听过基本的故事内容。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津巴多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斯坦福心理系教授,在乔丹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并配备了九名“囚犯”和九名“守卫”,皆为男性,二十出头,都是看到报纸的广告来报名参加的。他们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并能因此次参与得到一份不菲的日薪。监狱的高级“工作人员”由津巴多本人和他的几个学生担任。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这个研究本应持续两周,但津巴多的女友在第六天顺道来访,目睹了“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Jail)”的情况后,她说服了津巴多结束实验。从那以后,失控看守和惊恐囚犯们接连崩溃的故事变得街知巷闻,成为了众多以此为主题的书籍、纪录片、电影的文化试金石,美剧侦探小天后Veronica Mars)甚至还以此拍了一集。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 “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用来教导我们,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我们的社会角色和我们当时所处情境影响的。但是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含义是我们体内都潜伏着一个潜在的施虐源泉,等着被环境所触发。它被援引来解释越南战争时期美莱村大屠杀、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以及种种大屠杀的恐怖。仅仅36个小时之后,科皮就被同僚的残忍行为折腾崩溃了,他的这一著名崩溃是人在同胞身上施加的痛苦的终极象征。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只有一个问题:科皮的崩溃是一场骗局。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任何一个临床医生都能看出我当时是装的,”他去年夏天这样告诉我,这是多年来他接受的第一次深入采访。“你要是听到录音,就不难分辨出来。我没有那么擅长表演,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干得不错,但是与其说是精神失常,不如说是歇斯底里。”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科皮现在是一名犯罪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他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戏剧性表现确实是出于恐惧,不过不是出于对暴虐守卫的恐惧,而是他担心考不上研。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我本以为可以每天自个儿坐那备考GRE,”科皮解释说,研究生录取情况常常取决于GRE的分数,他补充道,他当时已经计划好了这项研究一结束就去考试。在实验开始后不久,他想要他的学习材料,但是,监狱看守拒绝了。第二天科皮又问了。没门儿。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通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活儿没意义。”一开始,科皮试图假装胃疼。当这一招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假装崩溃。他说,他不仅没有感到受创伤,除了和守卫们因为床铺而大起争执之外,他其实还挺享受监狱短暂刑期的大部分时间呢。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第一天)很有趣,”科皮回忆道,“我的反抗很有趣。而且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们知道(守卫们)伤害不了我们,他们不能打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白人大学生,所以那是一个很安全的情况。这只是份工作。你要是听了录音,你可以从我的声音听出来:我有份很棒的工作。我可以又喊又叫表现得疯疯癫癫。我要表现得像个囚犯。我是个好员工。那个时候玩得很开心。”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图片 3斯坦福监狱实验。图片来源:菲利普·津巴多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对科皮来说,实验中最可怕的事是被告知,不管他是否想退出,他真的无法离开。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我整个惊呆了,”他说。“我的意思是,把我抓上警车、给我套上囚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现在说我不能离开,这就把游戏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我当时心想,‘老天啊。’我就是这种感受。”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另一名囚犯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回想起实验的第二天,当他问一名工作人员如何退出、却被告知他不能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惊。第三名囚犯,克雷·拉姆奇(Clay Ramsay)在发现自己真的被囚禁之后非常沮丧,开始绝食抗议。拉姆奇告诉我:“我当它是真的监狱,因为(为了逃出去),你必须做些令他们担忧自己法律责任的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编辑:游识猷)

当我在今年五月向津巴多问及科皮和雅可的说法时,他一上来就否认他们是被强制留下的。

“谎言,”他说,“那是个谎言。”

但这已经不是津巴多和他们各执一词的问题了。今年四月,提博特·勒·特柯西安(Thibault Le Texier),一名法国学者和电影制作人,发布了《谎言的历史》(Histoire d’un Mensonge),在深入探究斯坦福大学新公布的津巴多的文档之后,讲述了一个与实验截然不同的故事。津巴多告诉我科皮和雅可的指控毫无根据之后,我给他读了一段勒·特柯西安揭露的录音对话文字本,是津巴多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模拟的第三天说的:“有件有趣的事儿是昨天过来的人,那两人跑来说他们想退出,我说了不行。”津巴多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你们能离开,需要医疗急救或精神失常……我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不能出去。”

“好吧,行吧,”津巴多在和我的通话中更正道。他接着承认了被试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包含一项明确的安全措辞:“我退出实验。”只有一字不差地说了这一措辞才能获得释放。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了安全措辞,”津巴多说,“他们说:‘我想出去。我要看医生。我要妈妈。’之类的。根本上我是在说:‘你必须说:‘我退出实验。’”

但是,从津巴多个人网站上找到的被试们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来看,上面并没有提到“我退出实验”这样的措辞。

图片 4津巴多。图片来源:菲利普·津巴多

津巴多喜欢让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故事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此时看守们开始在“斯坦福县监狱”骚扰新来的囚犯们——听起来像是他们自发变得残暴起来的。但更加真实的讲述发生在实验前一天,在看守们的情况说明会上。说明会上,津巴多称他们更多的是合作者而非实验被试,他指引了实验的方向,明确地向看守们表示他们的角色就是诱发囚犯无助和恐惧的精神状态。

本文由金沙国际官网登录发布于澳门金莎娱乐网站,转载请注明出处: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启

关键词: 心理学 重复失败 热点 津巴多

上一篇:谁来帮帮我,麻醉签字的目的是什么
下一篇:没有了